1977年，我完成了从北大学子到北大教师的身份转换。北大给了我文学创作中最宝贵的东西——知识。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知识。北大对我来讲，恩重如山。

　　在我的阅读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大概有15年时间。这个15年里我主要阅读的书籍，并不是文学，而是哲学。我从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一路读到了后来的科学哲学、语言哲学。我对哲学书籍的阅读，并不是说它给了我多少关于这个世界存在的观念，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培养了我的思维方式。把我得到的理性非常完满地转化到我的文学作品里，是我做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

　　文学来源于生活，带有作者的思绪和创造性，我要让我的作品变得比生活更富有诗性，这是我一贯的美学追求。所以我要让我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火印》《蜻蜓眼》以及《大王书》《根鸟》等作品，都要富有诗性。诗性，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品质。

　　我的文学作品中不乏苦难，因为这些东西在我的记忆里太深刻了，我不可能忘掉，它们就是我的生活，甚至是我的生活的全部。但是，在给孩子看的作品里面，我始终要给他们亮光，而不是让他们看到一望无际的黑暗。即使写黑暗，我一定要让他们看到亮光，而且还要让他们预感到前面还有更大的亮光。我写苦难没让一个孩子悲观失望、心灰意冷，他们只会在感动中变得昂扬，从今天来看，我的这种尝试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