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生活》（胡嘉明、张劼颖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是一份颇有意义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文本，它把我们每天都无法脱离但又几乎很少对之严肃思考的事物以及它背后的社会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

　　两位年轻的人类学者在北京城乡接合区的收废品大院小院之间走家串户，她们手持着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双镜头，时而拉近、时而拉远地拍摄了一幅幅真实、生动的废品生活图景。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就象是一本以文字为载体的影片，我们用平视的，细腻的镜头，呈现这个群体的日常点滴和内心独白。镜头一开始聚焦一个个以废品为业的家庭，为读者呈现他们是如何通过垃圾在城市中谋求生路。废品的非正式经济，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机会的空间，然而要在这个领域获利，还需要精明的策略、经验的积累。”（141页）然后镜头拉远，读者看到了由许多拾荒者家庭组成的社群，“大院”在这里有了特别的含义：居住空间与工作场所。然后镜头焦距被进一步拉远：地处北京城乡交合区的超真实村子“冷水村”，一个更大的空间和更多不同身份地位的群体。在这三类镜头之上，还有“经济、社会和空间三个角度，就象是三束探照的灯光，穿透所有的影像”。（同上）在这幅影像长卷中，废品生活真实地折射出转型时代的社会关系：从公共管理者的被动与冷漠到城乡经济文化差异，从个体谋生技巧到阶级壁垒和政策壁垒，从主流生活圈到边缘群体，这里是大国崛起的背后被遗忘的底层世界。

　　由于作者的镜头主要对焦的是人，那些与废品、垃圾时刻生活在一起的人，因此该书最大的特色是呈现出这个特定群体的人的形象、人的心灵世界。作者在如何观察和呈现“人”的问题上有着相当清晰和成熟的认识。把收废品者群体当做“主体”，而不仅是“受害者”，力图探索这个群体的主体性建构因素和过程，研究这个群体身份所背负的双重污名化、双重“他者”的身份政治，这是专业研究的智性取向。而在具体的交流、记录和复述中，则是以平视的目光、翔实的笔触试图“捕捉主人公生活丰富的细节和微妙的体验”，“甚至尝试理解他们在城市暂居的温情空间”，从而真实地揭示他们关于生活的理想、责任和尊严等这些价值观的理解和向往。我深感两位作者是以平等的目光、温煦的情感和通俗的语言来观察与叙述他们的故事的，因而这是一份有暖感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文本。在作者笔下的拾荒者们白天蹲在各自的垃圾堆中不停地分拣着，偶尔聊天，也有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后各回各家，在各自的小屋里吃饭、交谈、早早睡觉。夏天、秋天时节，他们聚在院子里玩纸牌、说家乡话、开玩笑，也是其乐无穷。这就是废品生活中的人性故事。

　　书中所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各有其独特的经历和个性，其中很吸引我的是小张，四川仪陇人，80后。他最后悔和无奈的是读中专的时候选错了专业，学的是“粮食调度”，眼看生活中连粮站都没有了，还没等毕业他就退学了。到北京以收废品谋生，同时总是在想象和寻找更好的职业，但也总是下不了决心，还是只能延续着捡垃圾、赚现钱的生活轨道。“小张就是这样，总是带着点怀疑，不太轻信，也不容易被说服。虽然话不多，但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非常有批判性。”（64页）他对不少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针砭时事总不乏批判性。“我讲实话不怕，你又不能扣我工资，又不能不让我工作，但这种话很多人不敢讲，这个社会就是这样。”（65页）这不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吗？这小张，不就是废品生活中的“公知”吗？

　　虽然是以田野作业为主，但是作者仍然自觉地把握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发展动向及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以此作为研究中的思考资源。例如，从关注“边缘性”向深入研究其“社群性”的发展，其中就包含对社群内部的多重复杂关系的认识，对同乡“帮带”关系与同行之间资源竞争关系之间的张力的认识，以及社群内部秩序如何自发地形成、多重契约关系能否建立和维系某种“自治共同体”、社群如何与外部世界更好地互动等等重要议题。又比如，两位作者希望通过在Gay Hawkins研究废物的伦理以及人类如何与垃圾联系在一起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废品如何不断在建构人际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思考一种新的价值观甚至是新的道德观是否也在其中建构起来的问题。

　　如果说该书有什么明显的遗憾之处的话，我认为就是该书基本上没有触及到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两位作者也承认：“本书所呈现的只是这个网络的一个细部。这个微型的拾荒社群处于怎样的更大的网络当中，如何与更大政治和经济部门互动，尚未呈现在镜头当中。”而事实上，这个与“废品生活”紧密相关的“更大的网络”不仅仅包括“更大政治和经济部门”，而且还有来自公民社会对于垃圾分类、垃圾焚烧场等公共议题的舆情、维权和各种运动，可以并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门“废品政治学”。从废品生活到废品政治学，本来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几年围绕着广州的垃圾分类、垃圾焚烧和废品回收等公共议题，我曾经给广州纸媒写过不少时评，现在回过头看，真是恍如隔世：昔日关于垃圾焚烧的政治经济学的热切讨论，现在已是“吟罢低眉无写处”。广州喊垃圾分类已经有很长年头了，但是我家小区至今还是“西安延安一锅端”，一个个大黑胶袋根本就不分类。政府曾提出过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一户户排队倒垃圾的管理方案，其中还谈到每个垃圾收集点都要有监视录像，对垃圾分类要严格把关云云，越是说得一本正经就越令人感到是天方夜谭。我在一篇当时写的时评中问道：广州市长的家人倒垃圾也会有这样的录像监视吗？因为我想起前几年在台湾小住时看到的电视新闻，台北市长郝先生家倒出来的垃圾因为不合规范而被民众检举和电视台曝光。而我们关于在何处建垃圾焚烧厂的辩论，却是充满了权力的傲慢与舆论的无奈。该书作者说：“我们认真地把垃圾视为一种参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物质，审视它如何复杂地、有机地参与在中国的转型社会过程，与社会阶层的断裂、巨大的城乡经济文化差异、农民工的有限流动性纠缠在一起。”（导言）所言甚是，但更应突出的是公权力与民意在如何处理垃圾问题上的博弈。

　　废品政治学的热闹景观源于权力任意驰骋的想象力与宣传力。广州市早在2001年就宣布市民可用废品换生活品，因为垃圾产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已在眼前，“目前设备和合作的厂家都不成问题，值得担心的是废品源不充裕”，媒体是这样报道的。十几年过去了，依我的寡闻，还没有见过有这样的好事。在两年前高喊垃圾分类、废品回收的口号中，甚至还有让废品回收行业国企化的设想，如果把这些放在这部《废品生活》的框架中，恐怕又会延伸出更多的废品政治经济学论题。（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