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90多年的历史，准确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全书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册，是迄今为止国内公开出版的权威读物中，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系统完整的一部党史基本着作。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形势又一次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再次遇到严重失败的考验。在险境中，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正确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不畏艰难，斩关夺隘，长驱数万里，终于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带着笨重的机器，八万多人在山间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一夜只翻一个山坳。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由长征出发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

　　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在渡过湘江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的事业，损害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挫折、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则处处主动。从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出乎意料的行动，使他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红军北上，一、二、四方面军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经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了这个地区。

　　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从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懋功一带的）。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红军实力大大增强。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待创建的新根据地需要具有三个条件：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经济条件较好。据此，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不久，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但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稍微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广大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体质十分虚弱，很多人在过草地时牺牲。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先后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恰逢此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地。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完整保存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

　　1935年10月5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很不得人心，许多干部、战士要求北上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兵力减半，只剩下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苏联归国的张浩也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破产，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长征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