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民晚报》刊登了“最原始的红军长征回忆录稿本在上海”的新闻报道,说上海鲁迅纪念馆发现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由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在长征胜利1年后撰写的长征回忆录《二万五千里》(又名《红军长征记》)誊清稿本。《北京日报》也以“最早长征记,拨开尘封见真迹”为题,报道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珍藏的《红军长征记》被发现的经过以及《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的来历和故事。《红军长征记》再次引起关注,进入读者的视线。
粗糙质朴地写出伟大生活
《红军长征记》的编辑是在当时国内外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是为了国际宣传,二是为了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红军的生存极为艰难。毛泽东希望通过向国内外各界募捐,来缓解陕北的困难。1936年8月,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为《长征记》征稿”,点燃了红军将士创作的热情。
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头编辑,丁玲任主编。经过加工修订,编委会选定110篇、30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取名《二万五千里》,1937年2月底在延安编完,由朱德题写书名,并誊写了几部书稿。
但因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的离开等原因,《红军长征记》推迟到1942年11月,始在延安排版印刷,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内部发行,这个内部版《二万五千里》遂改名为《红军长征记》,分上下两册,32开,412页。其中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份。
《红军长征记》“关于编辑经过的说明”中这样写道:“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们,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这说明,这部书的作者大都是战斗在前线的红军将士,丁玲赞扬他们是“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写,皆来源于他们亲身经历的战争生活,鲜活、生动、质朴、原生态,是这部书主要的内容特色。
线性布局立体反映长征
翻阅《红军长征记》,首先看到的是“出版前言”“原出版者的说明”“原编者关于编辑经过的说明”“为出版《长征记》征稿”,都是关于此书的历史文献资料,从中可以看到该书的成因及复杂曲折的编辑出版经过,让人窥见到当时的历史风貌。书中虽收录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着名诗篇《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以及其他红军将士创作的革命诗篇,但还是以叙事纪实体裁为主。
因为是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写作者的观察聚焦的视角不同,反映出的长征生活是多侧面、立体全方位的。因此,此书的编辑体例和框架,非常注意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发生的线索特点,呈现的是一种线性结构和布局,能够给阅读者提供一种先后有序的阅读感知,有利于读者感知历史进程。
比如,书中收录的前几篇《出发前》《暂别了,江西根据地的弟兄!》《离开老家的一天》,让读者看到了红军长征之初的情形,中部是《紧急渡湘水》《在重围中》《渡乌江》《娄山关前后》《遵义日记》等文。《南渡乌江》《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吴起镇打骑兵》,书写的都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着名历史事件、着名战役,构成了一个关于长征的完整的阅读体系。在这个系统中,各历史资料既有相关性和连贯性,也注意了独立成篇。全书所有的文章,担负起了书写历史、记录历史的任务。
呈现长征原生态
《红军长征记》是集体创作结出的硕果。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征文活动,可说是中共党内和军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作者均为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许多刚经历过长征的高级将领百忙之中也参与了写作,有的还写了多篇。
翻开书中的目录,我们会看到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谭政、陆定一、刘亚楼、彭雪枫、谢觉哉、徐特立、萧华、杨成武、舒同、陈士榘、莫文骅、邓华、黄镇、耿飙……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足见该书的价值。
《红军长征记》的诞生,证明了红军是一支能文能武的军队,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在文艺创作上也留下了辉煌篇章。完成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后,丁玲非常感慨:“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由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们一个刻骨的嘲弄。”
《红军长征记》为斯诺关于长征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斯诺说,他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其中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斯诺后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其中许多素材便采自《红军长征记》中的稿件和图片,由此,红军长征的故事和英雄事迹被广泛介绍到世界各地。
《红军长征记》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说它珍贵,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红军长征回忆录,最真实、最质朴、最直接地呈现了长征的最初的原始形态,字里行间闪耀着彻底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这些朴素、真实、原始的文字,在长征回忆文本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其文献价值也是最高的。
《红军长征记》在文化史、军事史上的价值,它的文献学价值和文艺史学价值,已得到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重视。值此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重读《红军长征记》,给我们提供了温故知新的历史启迪。(杜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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