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80周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吴起镇81周年之际，重温长征历史，回顾峥嵘岁月，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既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吴起落脚？
众所周知，1933年，在中华民族内忧外困之际，蒋介石一意孤行，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动员100万兵力，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并投入50万兵力重点围剿中央苏区。在前四次的反围剿战役中，得益于毛泽东的正确指挥，敌人均以失败告终。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红军惨败。为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各路红军先后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据考证，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之所以选择落脚在吴起镇，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简言之，在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吴起，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
第一，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落脚点，而吴起镇，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迷茫之际，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现。
这个原因具有偶然性，是因为当时的一张报纸和一个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各路红军长征的概况是：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俄界会议上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1934年10月17日从江西瑞金、于都一带出发，历时12个月零2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甘肃、陕西等11个省，先后冲破四道封锁线——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行程二万五千余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兵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7000多人。后来，中央红军于1935年11月6日，在甘泉的象鼻子湾，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后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胜利会师，红十五军团由此编入红一方面军，并在这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
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由程子华、徐海东率领，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行程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兵力由出发时的8000多人，锐减到1000多人，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红四方面军，由张国焘率领，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从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兵力由出发时的10万人，锐减到3.3万人。
红二方面军由贺龙率领，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行程两万余里，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兵力由出发时的2.1万人，锐减到1.1万人。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曾先后七次开会决策，但由于受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前6次决策均未实现，第七次决策，正式将落脚点放在吴起镇。具体情况是：第一次，1934年10月，在中央苏区瑞金决定，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兵团会合，未能实现;第二次，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决定创建川黔边根据地，未能实现;第三次，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根据地，未能实现;第四次，1935年5月，会理会议决定转入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未能实现;第五次，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决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未能实现;第六次，1935年9月，俄界会议决定前往靠近苏联的疆蒙地区创建根据地，也未能实现。
直到第七次，1935年9月27日，榜罗镇会议才最终决定，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保卫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具体情况是：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召开俄界政治局会议，决定去靠近苏联的疆蒙地区建立根据地，为了缩小目标，将红一、红三和军委纵队共七八千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5人团来领导红军。9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进入甘南，翻越六盘山，过了岷山。之后，到了哈达铺，中央红军从一张《晋阳日报》上意外获得消息：“赤匪”刘志丹占领陕北6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多人，游击队、赤卫队约20多万人，主要活跃在吴起一带，有窥视西北的危险。得知这一喜讯，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9月27日，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红军落脚点的问题，会议决定改变去苏联附近建设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指出：“下一步，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扩大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在此过程中，唯一全程参与长征的陕北籍党员、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积极为党中央和毛泽东介绍陕甘根据地的革命情况，建议中央落脚吴起。加之，当时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先期到达陕北的延川永坪，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所以，落脚吴起，在理论上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首选，这个原因可以称之为中央红军落脚吴起具备的“天时”。
第二，吴起地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而陕甘根据地是当时全国红色革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落脚奠定了坚实基础。
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的家乡距离吴起镇只有5公里，刘志丹早年深受进步人士李子州、魏野畴等人的影响，在黄埔军校毕业后，随即投身革命活动，主要活跃在保安、吴起、华池、南梁、照金一带，当地的群众很早就接触到了陕北红军，拥护共产党的主张，非常支持和拥护刘志丹所领导的陕北红军。
1935年初，由刘志丹等人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和由谢子长等人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区苏区有11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陕北苏区有9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两块苏区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两块根据地、两个特委、两支红军，迫切需要统一起来，集中兵力，统一领导。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统一了两块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也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吴起地处陕北根据地北大门，是国民党军唯一没有冲击的根据地，土地革命已经先期搞完，换句话说，中央红军落脚陕北、落脚吴起，在当时也是必然选择。因而，吴起镇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已经成为苏区。这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落脚吴起，提供了先决条件，也可以称之为中央红军落脚吴起具备的“地利”。
第三，吴起的自然条件和淳朴民风，能够保证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吴起没有后顾之忧。
吴起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山大沟深，梁峁纵横，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但正是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却派上了用场、凸显出了优势，面对国民党军“飞机加大炮”的精良装备，正好便于“小米加步枪”的红军发挥优势，便于机动灵活作战。吴起镇当时是隶属于陕甘边赤安县第六区苏维埃的所在地，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独特优势。加之，吴起人民自古以来厚道善良，热情好客，渴望解放，所以吴起民风淳朴，群众基础好。这就构成了中央红军之所以将落脚点放在吴起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称之为中央红军落脚吴起具备的“人和”。
历史告诉我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选择落脚在吴起，是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周密考虑，也是实践证明了的英明抉择。
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吴起的13天期间，主要开展了哪些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其深远意义何在?
从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8日进入吴起境内的铁边城张湾子村，到1935年10月19日正式落脚吴起镇，再到1935年10月30日离开吴起镇、分两路前往瓦窑堡和下寺湾。算起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总共在吴起活动休整了13天时间。在这13天中，中央中央和中央红军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归纳起来，主要开展了以下5项活动：
第一，打赢了着名的“切尾巴”战役，胜利结束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后，蒋介石觉察到红军的意图，随即给宁夏马鸿逵部发电报：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同时，发给国民党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及国民党第37军军长毛炳文。一时间三路大军来犯，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情况是：中央红军艰苦行军1年时间，兵力从最初的8.6万人锐减到7000多人，陕北的10月，已经非常寒冷，但红军战士们依然身着破烂的单衣，疲惫不堪，况且刚刚下过雪，战士们又冷又饿，而且装备不精良;而国民党军以逸待劳，尾随而来的追兵有7个团，其中5个骑兵团、2个步兵团，拥有兵力14000多人，而且有大量山炮、迫击炮和重机枪。
由于国民党的骑兵团不断地骚扰中央红军，红军战士们都厌恶地称之为“肉尾巴”。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1935年10月19日晚，毛泽东就组织召开了“切尾巴”作战会议，当时围绕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我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好不容易到了根据地，实在是经不起这场战斗了;而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我军疲惫，敌军也疲惫，这一仗要打。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根据地，就到家了，我们不能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这条尾巴不但要切，而且要切得干净彻底，要给陕北人民交上一份见面礼。为此，作战方针就确定了下来，毛泽东还指定彭德怀亲自指挥这一场战役。
19日晚上和20日清晨，中央红军先后进入各阵地布防。一纵队埋伏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之间的大峁梁上，在敌之左侧;二纵队埋伏在头道川、乱石头川之间的山梁上，在敌之右侧;三纵队埋伏在洛河东岸的燕窝梁上，在敌之正面。中央红军布下严密的“口袋阵”，准备随时全歼来犯之敌。21日凌晨4点，毛泽东从新窑院出来，跨过洛河，沿着平台山(后更名为“胜利山”)南端崎岖的小路登上山顶，在山顶一棵杜梨树下设置的临时作战指挥所，亲自做了战前动员讲话，反复强调打好这一场战役的重要性，然后，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我要休息休息啦，枪声打得激烈的时候，不要叫醒我，等打斗打赢、打冷枪的时候再叫醒我。”然后他就倒头睡觉去了。清晨7点，国民党的追兵部队趾高气昂地从头道川冲下来，妄图将红军消灭在吴起镇，没想到不知不觉已经闯进了埋伏圈，一声枪响，战斗打响，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央红军大获全胜。在这场战役中，中央红军全歼敌军1个团，击溃3个团，俘虏1000多人，打死打伤600多人，缴获战马1600多匹，山炮、迫击炮数10门，战后，又消灭2个步兵团，开创了“步兵追骑兵的创举”。闻听战役获胜，毛泽东当即作诗一首《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与此同时，我军也有200多名指战员和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从此长眠于胜利山底和洛河之滨。
切尾巴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彻底破产，保存和锻炼了中央红军的基干力量，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军，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第二，打倒了地主恶霸张廷芝的反动兵团。张廷芝是吴起镇金佛坪人，他家是地主世家，占有1500多亩土地，祖业丰厚，是当地的大恶霸。他为人强势凶残，招兵买马，弄了一帮人，早期在金佛坪豹梁寨占山为王，曾挑头发动“三道川事件”，后在宁夏、陕南、内蒙一带从事反革命活动，最后被共产党处决。他的部下在当地抢夺群众财物，杀害革命干部，是边区群众眼中的“白钉子”，慑于他的淫威，群众平时都敢怒而不敢言。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以后，当地游击队和群众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10月22日，毛泽东派左权参谋长带兵攻打豹梁寨，张廷芝的部下张六、张七闻风丧胆，落荒而逃。红军打开豹梁寨，缴获粮食20万公斤，中央红军留了一部分当做口粮，其余的全部分发给当地群众。中央红军攻打豹梁寨，为群众出了一口恶气。
第三，支持吴起发展武装力量，帮助扩大苏区。中共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接见了赤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了解了陕甘根据地和红军革命的情况。中共中央还帮助吴起革命干部和群众成立了赤卫军第四联总队，任命张明科为队长;帮助建设了苏区政府，召开3000多人的群众大会，培训当地干部和游击队干部;协助成立了定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三边“剿匪”指挥部，任命谢维俊为三边“剿匪”总指挥;给定边、赤安、陕甘边游击队配备了一批枪支弹药，毛泽东亲自赠送张明科一支德国产的勃朗宁手枪和30发子弹;叶剑英还送给龚逢春领导的游击队几十支长枪。
第四，及时介入化解了陕北革命内部的危机，解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挽救了陕北红军。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陕北革命内部正出现了危机。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撤销了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了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戴季英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由于错误肃反，他们杀害了陕北红军中高层将领及主要干部200多人，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人逮捕，关押在瓦窑堡，残酷整治，陕北红军营以上的干部、党内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全部被逮捕，许多人被活埋，情况非常危急。“千里雷声万里闪”，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和毛泽东到了吴起镇。赤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和第二游击队政委龚逢春给毛泽东汇报：“刘志丹他们不是反革命”，毛泽东说：“党中央到了陕北，陕北肃反的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会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立即派王首道、贾托夫、李维汉等人携带一部电台前往调查。在下寺湾，王首道他们见到了程子华，掌握了实际情况。贾拓夫立即电报中央：错误严重，情况危急，不容延缓。毛泽东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并说：“杀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会长出来，头杀了，就再也长不上来了，要慎重处理”，并要求成立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组成的3人小组，接管陕甘晋政治保卫局，还成立了以董必武为组长的5人党务委员会，对刘志丹的问题进行甄别。11月底，刘志丹、习仲勋等18位同志第一批释放，接着100多名其他在押人员也得到释放。党中央的及时出手，化解了陕北革命的内部危机，解救了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挽救了陕北红军。
第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在吴起的13天里，一共召开了5次会议：10月18日，在张湾子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林彪、聂荣臻等，研究红军入陕后的作战方针。会议决定：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与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自己解决物质、器材、衣服问题，不要麻烦红二十五、二十六军。10月19日，召开切尾巴作战会议，全面部署了作战方针，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10月2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领导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邓发、李富春、彭德怀、刘少奇等。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长征行军结束后的新任务》。会议决定：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长征结束。确定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是：把陕、甘、晋作为主要发展区域，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提高战斗力，解决物质问题，扩大红军;加强白区、白军工作;提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10月25日，召开团以上军队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胜利到达吴起，粉碎围剿，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目前革命形势已经拂晓;当前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10月27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主持，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参加会议，讨论部队工作、行动方针和常委分工。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南下与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会合粉碎围剿问题，指示向南发展，打破围剿，扩大苏区。确定了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简言之，党中央在吴起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1935年10月22日，在吴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总结长征：“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的。”后来又说：“不是这块地方，我们下不了地。我说陕北有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三、中央红军在吴起期间的军民关系如何?
中央红军进入吴起境内的第一天，热情好客的吴起人就让远道而来的毛泽东吃到了“长征路上最好吃的一顿饭”，毛泽东首次发现“陕北是个好地方”。193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吴起境内的铁边城，毛泽东等人当晚夜宿在铁边城张湾子人张廷杰的家中，当时张家人和周围的群众都不知道来人是毛泽东，因为大家都将这位“红脸大个子”的人称为“首长”。张家热情好客，却没有什么好吃的招呼首长。张廷杰的妻子侯孝俊拿出农历八月十五剩下的羊肉，做了一顿羊肉臊子剁荞面，她心灵手巧，荞面剁得又细又长，羊肉臊子汤呛得喷香，一筷子荞面捞在碗里，再撒上一抹葱花，双手端给首长，首长一连吃了三老碗，然后长叹一口气说：“真香啊，这是我长征路上吃到的最好吃的一顿饭，陕北是个好地方吆!”后来张家人才知道，当晚夜宿他家的“高个子首长”，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中央红军刚到吴起时，仍然穿着破烂的单衣服，穿着草鞋，急需大批粮食和布匹等物资。于是，陕北苏区的党组织、苏区政府和游击队，紧急动员当地群众，全力以赴支援红军。虽然，当时吴起人民非常贫困，但为了支援红军，他们给红军送粮送草，喂马做饭，站岗放哨，带路送信，缝棉衣、做布鞋，转运伤员、护理伤员，连夜奋战，筹集大量物资，用驴驮、用人背，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大量援助。据不完全统计，陕北苏区动员吴起的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和群众几千人，总共为红军送来粮食(小米和荞面)10万多斤，肉猪50多头，羊子600多只，布匹、羊毛羊绒5000多斤，还组织妇女给红军做了大量棉衣、布鞋、毡衣。在红军西征时，吴起还一度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工业中心和重要的大后方。可以说，吴起人民为了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央红军在吴起期间，军纪非常严明，总是客客气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经常帮助老百姓。比如，吴起后街有个杨木匠，他的母亲是个小脚老太婆，一天傍晚，老人领着小孙子从乱石头川口的独木桥上过河，不慎落入水中。正在这时，在后街勘察地形的徐特立看见了，二话没说，直接跳入河中，救起了祖孙二人，自己却变成了个落汤鸡;比如，红军借吴起镇杨城子人张宪杰的水缸做饭，烧坏了，给赔了两块钱;比如，红军打破了新寨乡杨庙台村梁满栋的瓷盆，给赔了五毛钱;比如，红军的马踩坏了吴仓堡雷子涧马振邦的猪食槽，也给赔了一元钱，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以说，毛泽东对吴起的第一印象，也就是对陕北的第一印象;也可以说，没有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吴起的13天，就没有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也就没有后来的新中国。（武宝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