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陈达邦与赵一曼于1928年结为伴侣。资料图片



陈达邦在北山镇青田村玉林塘组的故居。曾思怡摄



任弼时兄妹和陈达邦（右二）兄妹的合照。资料图片

1955年3月1日开始流通发行的苏联印制的三元人民币。 　　资料图片

     天天用人民币的你，是否注意过纸币上“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又有没有想过这六个大气美观、典雅和谐的字，究竟是谁写的呢？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这一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均由我爷爷陈达邦所题写，并一直沿用。”近日，记者几经辗转从陈达邦的孙女陈红处得知了这一事实。

　　记者了解到，陈达邦是长沙县十区青山乡四保四甲（现北山镇青田村玉林塘组）人。出生于北山一个小山村的他，为何能题写人民币上的汉字？他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近日，在北山镇文化站退休干部余小平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北山镇青田村玉林塘组陈达邦故居处进行探访。

　　生于书香世家，受任弼时夫妇影响投身革命

　　“票子上‘中国人民银行’那几个隶书字就是我八叔爹写的!”在北山镇青田村玉林塘组，记者见到了陈达邦的侄孙陈平安。

　　陈平安今年68岁，他拿出一份影印资料告诉记者，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陈琮英、陈达邦、陈岳泉夫妇、陈岳云在北京的合影，“我的爷爷陈岳泉和陈达邦是共一个爷爷的堂兄弟。在我们陈氏家族中，陈达邦排行老八，所以我们叫他八叔爹。”

　　历史资料显示，陈达邦于1900年出生于长沙县的书香门第陈家。如今陈平安居住的房子还建在陈达邦老屋地基上。

　　陈平安说，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表亲，陈达邦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后来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与任弼时结为夫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哥哥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

　　陈达邦接信后，按照任弼时的指引，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决定派陈达邦等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青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

　　妻子是革命烈士赵一曼，26年后才知妻被害

　　在北山镇文化站退休干部余小平提供的《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诞辰100周年》的资料里，记者看到，1927年秋，陈达邦赴莫斯科，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

　　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即为后来的赵一曼）。前往莫斯科，初次乘坐海轮，海浪掀起阵阵惊涛，船体随波疯狂颠簸，李淑宁眩晕不止。“胃部抽搐，浑身绵软，眼冒金星，不停呕吐，严重脱水……”作为组长的陈达邦对这位为追求革命而忍受艰辛与痛苦的女同志深怀敬意，他精心照料，递药、端水、擦拭污物……渐渐，赵一曼对陈达邦有了更多的注意：他儒雅俊朗、诚恳、忠厚，与自己有许多共同语言。情感一点一点地在他们心底沉淀、升华。

　　陈达邦、李淑宁一行到达莫斯科后，在中山大学就读。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李一超初学俄语时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她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

　　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

　　陈达邦、李一超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到达东北之后，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这时的陈达邦没有想到，自己与回国参加抗日斗争的妻子从此再也没见过一面。直到26年后，他才知道风靡全国的电影《赵一曼》中的主角就是自己的妻子。

　　1957年底，陈达邦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他百感交集。为了表达他对爱妻的怀念，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这篇回忆文章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陈列在展柜中，供人们参观。

　　儿子掖贤交由堂兄抚养，13岁才第一次与父相见

　　“1929年，我爷爷就读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解散，他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陈红提供的资料显示，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陈达邦任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

　　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在巴黎结识了不少印刷界朋友。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得到保证。《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而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任务，4年后才回国。

　　在国内，做地下工作的赵一曼和陈琮英一起，将陈达邦的儿子送到了武汉，托堂兄陈岳云夫妇抚养。抗战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把纸印公司迁到重庆，办了“中国印刷厂”，厂址在重庆南岸。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了重庆，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此时儿子已经13岁，但他的儿子陈掖贤并不知道这个礼帽西服皮鞋、全身西洋打扮的人是自己的生父。即使得知了真相，他仍一直叫父亲“八叔”。

　　陈平安告诉记者，如今在玉林塘的一个山包上，陈岳云坟茔的立碑人落款是“儿掖贤”。

　　秘密印制“苏三币” 为人民币题字

　　1957年回国的陈达邦经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玉章、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董必武推荐，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各种条件限制，印钞技术难以过关。再加上美、蒋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提高人民币的质量，特别是防伪造假技术，当时在国内尚无法解决。为此，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进行接触时，提出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要求，得到苏方应允。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由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印制独一无二的“苏三币”，即第二套人民币中委托苏联代印的3元、5元、10元券。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国内印钞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陈达邦和国内印刷局密切配合，紧张地进行着各项印钞技术准备。但是，苏方技术人员收到国内的人民币样版之后，经过检验，却认为中国国内的设计不合技术要求，只有重新制版才能印刷。

　　苏方人员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因为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请示国内后得到的答复是: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三元、五元券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十元券。直到1964年4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限期收回年版人民币面额为3元、5元和10元的纸币，不再流通使用。至此，“苏三币 ”完成了它的使命。但陈达邦在制版过程中因调整题写的汉字书法艺术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长沙县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