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拍摄中的《走向共和》一剧，铺展着近代史中中华民族推翻帝制、走向共和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90年后再回头看，黄兴不当大总统的史事想必应能在该剧中得以稍稍彰显。
上个世纪50年代，我与长沙县跳马人廖汝康共事，廖自言其姑母为廖淡如女士——黄兴的原配夫人。他曾说：“辛亥革命成功时，同盟会同志要推举黄克强(即黄兴)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黄坚辞，乃推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当时，我不以为然。
后读陈叔通《百梅书屋诗存》，所写杂忆廿首，其十六首自注云：“临时大总统初议定为黄兴，一日，黄兴出示孙文自美国来电，云即归国，黄兴让之。”始知廖公非妄言也。
循此思路，查阅《胡汉民自传》，其中记述：“时章炳麟、宋教仁已先在沪。章尝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王有兰《辛亥建国回忆》则云：“宋教仁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张、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拟推举黄兴为大总统，自己为总理，孙中山则“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概。”胡汉民、王有兰的记述，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望与辛亥革命诸领袖之精神状态。朱德裳云：“十年革命，三月成功，虽以总统让人，威望实出其上”(《三十年闻见录》)可谓一语破的。
黄兴当时的心态，据李书城在《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回忆：在1911年12月底，黄兴本拟早日赴南京，就任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务，组织临时政府，“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致失败。我们要引以为鉴戒……’我听了黄先生的这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
原来黄兴“功成身退”有较坚实的思想基础。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黄兴复汪精卫电有云：“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翌年4月，致段祺瑞电又谓：“事完之后，解甲归农，已将此意屡次表明。”
走笔至此，益信廖公言之有据，非苟为亲故诩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至今，我有幸多次参加各类国际与国内的黄兴学术研讨会，读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论文及专着多矣，谈黄兴之高风亮节，谦恭辞让，大都举谦辞大元帅一事为例，于此事则语焉不详，爰记于上，供史界和《走向共和》剧组之采择。
黄兴与华兴会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1894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为起点，其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是首先从国外开始，然后再向国内渗透发展。而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的则是长沙华兴会。
华兴会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袖人物的黄兴。黄兴出生于湖南善化县东乡(今属长沙县东乡)。原名黄轸，字廑午(一作庆午)。在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中，他改名为兴，宇克强，其后即以此着称。他早年求学于长沙城南书院，1898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黄兴被张之洞选派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这时，黄兴的思想逐渐向革命转化，感觉要救中国“非先从事种族革命，必无改变国体、政体之可言”，并因坚毅笃实、成熟稳重，注重实干、富有组织才干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进步留学生的敬重与爱戴。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黄兴被选为义勇队的教导官，后又被推为军国民教育会会计。1903年，黄兴以“运动员”身份回国负责筹划两湖地区反清斗争，开始了他伟大的革命实践。
黄兴离日归国，先到上海，结识了包括《苏报》主编长沙人章士钊在内的大批新派人士。随后，便受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的先期留学生、长沙明德学堂校长胡元之聘，经武昌回到长沙。
黄兴在居留长沙的岁月里，利用明德学堂教员的身份，创办了一所名为“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时“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此外又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散布到军商各界；还与社会上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取得了广泛的联系。数月之间，便打下了创建革命团体的基础。
黄兴的活动遭到了地方保守绅士的控告，幸而有明德校董龙璋(长沙府攸县人)等人的担保才得以解围。此后，为了以全部时间致力于革命，也为了不使明德学堂遭受牵连，黄兴辞去了他在明德的教师职务。
1903年 l1月4日，黄兴以庆贺三十大寿为名，邀约刘揆一(长沙府湘潭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陈天华、章士钊等共12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入会者均称人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借除夕聚宴之机，在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除发起的12人外，尚有省内外百余人。会上，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号召。
会后，华兴会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它的总机关为“华兴公司”，设在长沙南门外。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补习所，名为教授日文，实为华兴会活动机关；又在东街设立作民译社，“以讲求实学，翻译新书为宗旨”，作为华兴会的宣传和联络机关。此外，在醴陵设立禄江学堂，刘揆一任监督，负责调度各路发难事宜。许多会员分赴其它各府、县开展活动，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在省外，又设“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使得华兴会活动远远超出一省范围。
华兴会成立后不久，会员即发展到五六百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华兴会的领导层。为了扩大革命势力，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统领了近十万秘密会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的迅速增加，其领导者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准备择机发难。
1904年初春的一个风雪之夜，黄兴与刘揆一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 l1月16日慈搐太后70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贸时起事。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省城外由哥老会分兵5路响应，向长沙进军。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同时相约湖北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占领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归途中，黄兴满怀革命豪情，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
随后，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地开展起来，集资筹款，购买枪校，印发革命书刊，加强联络工作，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904年9月24日，农历八月中秋节那天，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会热闹非凡，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将仪式，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其时，观者如潮，大家情绪极为振奋，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即提前起义。
然而，华兴会起事的风声早为官方所察觉。当会党败类刘佐楫(曾任马福益文案)将普迹市开会的情况密告王先谦后，当局便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10月24日，湘抚下令逮捕黄兴，军警即刻包围了黄兴的住宅。其时，黄兴外出未归，警察急忙赶往东文讲习所。但黄兴已得知消息，急忙从后门逃逸，匿居在开明绅士龙维瑞家西园密室之中。两天后，在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掩护下，黄兴转移至圣公会后楼，藏匿将近一周的时间。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革命同志的措施后，于11月初易装潜往上海，旋与大批华兴会成员东渡日本。马福益走避湘西，于次年谋再举义，事败被捕，1905年4月20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时年40岁。至此，华兴会在国内的活动基本终止。
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她推动了内地其他革命团体的建立，为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华兴会筹划的长沙起义虽然未发而败，但她“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使长沙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而华兴会领导人黄兴，东渡日本以后，很快就成为留日革命学生的领袖。1905年，他又和孙中山合作，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从此共同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