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于何时祭鳄？韩愈《鳄鱼文》的开头“维年月日”，有的版本则为“维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据唐代李汉《昌黎先生集》、宋代洪兴祖《韩子年谱》、清代《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韩昌黎全集》）又据郭云德编着《韩愈诗文赏析》则记为“维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旧唐书·本传》载有：“初，愈至潮，问民疾苦……数日，愈自往视，令其属秦济以一豚一羊，投溪水而祀之。”总之，韩愈到任不久，即发动吏民开展祭鳄驱鳄大行动。这种高效率的办事方式，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即使在当今，也很值得称道。韩愈治潮八月中，还高效地主持兴学育才、修溪筑堤、发展农业、释放奴隶（解放生产力）等民心工程。韩愈以民为本、积极用世的儒家精神，极具当代价值、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韩愈善于从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来潮州的贬途中，他询问昌乐泷泷吏（驿官）：“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行当何时到？土风复何似？”了解到“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的情况，对于履任地这种暴虐民物的鳄害应如何治理，他在路上已做了深思熟虑，并写作纪事诗《泷吏》，以表达尽忠报国、为民除害的决心，因而一上任即到实地开展调查研究，便能迅速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

　　韩愈祭鳄的具体地点，向无定论。据《永乐大典·三阳志》所述，在宋代初年，人们对韩愈祭鳄处已有争议：一说在城北五里的“越王走马埒”；一说在金山后的“石龟头”。其中在金山后之说，依据是昔昌黎庙壁上绘的祭鳄图，乃金山后石龟头景物，相传祭毕，建浮屠（塔）镇之。据明《永乐大典》卷5343记载：“及考金山后之壁记，石龟头乃刊于太平兴国之八年，自周侯明辨始，前此者，固山傍之堑石，其奚地之可祭？况文公亲排释氏，而效尤以筑浮屠，不待识者而后知其诬。若曰祭于走马埒，而埒之形势，若古所谓除坛者，其下即溪也，祭毕以羊豕投，意或然哉。”即排除在金山后祭鳄的可能性，而倾向于走马埒为祭鳄处。

　　据吴颖《潮州府志》载：“越王走马埒在县北十里。南汉刘鋹祖安仁为潮州长史时所筑。其孙（刘）隐僭王南越，追封南越王。上平坦，可容数百人。遗迹尚存。”《潮州二千年》也有：“南汉高祖刘岩（䶮）集结军队在潮州练兵”。查《辞源》：埒，指矮墙，“今之圃，或为短墙，盖埒之谓也”。换言之,训练战马跳跃的矮墙（跨栏）称为埒。走马埒即为练兵和驯马的场地。考越王走马埒在今凤山（竹竿山），系战争的产物，是潮州军队的集结地、宿营地，始建于唐末黄巢起义（878年）前后，韩愈治潮时尚未辟建，遑论在其地祭鳄。

　　到了近现代，又有一说韩愈祭鳄在城北的潮州西湖,但汉学大师饶宗颐否认了这种说法。据饶宗颐《恶溪考》载：潮安县北溢溪（即意溪）有鳄渚，韩文公曾驱鳄其地。俗因名其水曰“鳄溪”、曰“恶溪”。《广东舆图》记有：“意溪故名恶溪，在县东五里，韩昌黎驱鳄鱼于此。”《雍正海阳县志》也有：“意溪一名恶溪，以鳄潜水中，多伤人物，故名。”韩公驱鳄处，自来传说，皆谓在潮安城东之意溪。意溪也称鳄渚，《舆地纪胜》中引用《潮阳图经》的说法：“曰‘鳄渚’者，以韩公驱鳄之旧。”据此，意溪为韩公驱鳄之处无疑。然而，韩愈的《鳄鱼文》中仅记“投恶溪之潭水”，查《新唐书》《旧唐书》中的《韩愈传》均有：“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尽涸，徙于故湫西六十里，而鳄鱼不为患。”意为韩公驱鳄处，在郡西之湫水。有的志书误记郡西湫水指唐代李德裕失象之所——化象潭，即今西湖山下之西湖。据《乾隆潮州府志》称：“化象潭在郡之西湖。唐李德裕谪潮，携二玉象，至恶溪，跃入潭中，时作光怪。”《道光广东通志·杂录》引用李石炎《博物志》也记有李德裕失象“至鳄鱼潭”。旧志皆称此潭在恶溪。刘恂《岭表录异》也载称：“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一时沈（沉）失。”对于以上所载，饶宗颐在《化象潭辨》一文中说：“鳄鱼潭为恶溪之潭水，不当专属之西湖也。今知鳄鱼潭既异于放生池之西湖，则德裕失象所在，其不得为西湖也亦明矣。”“凡此皆疑似之说，未有确证，殊不足以为据”。

　　查潮州历代府县志，皆没有记载称西湖为韩愈驱鳄处，证明其说不可信。西湖未开辟之前，唐代时为放生池。而宋时人真德秀所作《放生池记》、许骞《重辟西湖记》等皆不载韩公驱鳄事。最早疏浚西湖的是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潮州知州林漂。开庆元年（1259）林光世续浚。明万历年间（1573-1619）王一乾又疏拓之，乃始成湖。因西湖位于葫芦岛（今称西湖山）下，其地甚浅隘，距离韩江颇远，古时又无溪流与之贯通（唐时未修三利溪，该溪浚自宋知州王涤），故与《唐书》中“鳄鱼徙于湫水西六十里”之记载相违背。当年韩文公驱鳄时，尚未筑北堤，恶溪原有支流（韩江古河道，也称古潮州溪）在郡城之西北，且与湫水相通，鳄鱼方可徙六十里。据陈珏《修堤策》称：“北堤筑自唐韩文公。”因韩文公驱鳄在莅潮后数日，筑堤应在驱鳄之后。自北堤至西湖，原是韩江古河道，池潭沼泽错杂，与湫水、鳄溪相流通，鳄鱼涵淹卵育于其间，故与《唐书》所载“鳄徙六十里”相吻合。

　　据《广舆记》载：“金城山在府治后，西瞰大湖。”《明一统志》：“金山东临鳄溪，西瞰大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湖山在府治西，前连鳄溪。”证明古金山之西北，西湖山之东北，原有大湖泛滥其间，且鳄溪之水又西流至湖山前，即西湖与大湖相通，大湖又与韩江连通。据饶宗颐考证：“大湖非西湖，而实西湖前之别一湖也。西湖，俗所称北濠者也，唐为放生池……其始盖韩江滨一小潭耳，未足为在湖也。”“所谓郡西湫水，疑在此处（指大湖）。其地当在今西湖之北、鳄渚之前。意者，韩公驱鳄，即投豚羊于此。至祭祝则在恶溪中之洲，此洲当为今意溪村。以此地旧有鳄渚之名证之，可信也。夫自唐去今已千百年，陵谷变迁，河道移徙，欲确求其地之所在，难矣。顾以《图经》及史傅为证，则我说虽不中，或亦不远耳。”（饶宗颐《恶溪考》）。

　　鉴于从发现鳄鱼涵淹卵育到出现鳄害、从祭鳄到鳄迁，都指明在郡西湫水。韩愈祭鳄处当在郡西湫水之北面古天然堤下古鳄渡口，正如《潮州市志》《潮州文物志》所载：北堤中段鳄渡头“相传是韩愈驱鳄的地方”。今祭鳄亭前北堤下仍掩有古祭鳄亭台遗址，虽未出土而无法确知其始建年代，然其建址必有所据。

　　遥想一千二百年前，其时在官历《观象历》〈颁于元和二年（807），止于长庆元年（821）〉大唐元和十四年（819）四月戊辰（二十日）或作辛未（二十四日），这一天刚好淫雨初停，台风将临，天气依然闷热。潮州刺史韩愈在吏民的簇拥下，来到恶溪与古潮州溪交界的郡西湫水之滨、鳄栖潭前，站在天然堤的高埠上，看到恶溪穿过重重山岭的束缚出凤栖峡浩荡奔腾而来，在他的脚下分汊，主流向南奔涌于古员水，支流向西流入滞淤的古潮州溪。韩愈望着流逝的江水，发思古之幽情，怀未来于渺茫，羡天地之无穷而叹人生多艰。他相信大唐天子谪他任潮州刺史，是因为他有治理地方的才能。处庙堂之高，为君上担当；居江湖之远，为百姓担当。他为官一日，就要为国为民谋福祉，决与邪恶势力势不两立。他要为民请命，采取的是入乡随俗、先礼后兵的策略，以祭鳄作为突破口，发动并带领广大民众一起讨伐驱除“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

　　军事衙推官秦济摆齐了香案和祭品，由于备好的猪羊是要给鳄鱼吞食的，故需选择在鳄鱼出没的鳄渡湫水附近举行祭典。韩愈宣读了亲拟的《鳄鱼文》：

　　唯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

　　……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卒其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潮州民间相传有“静到祭祭鳄”之说，反映了当时寂静严肃的场景。可能当时连围观的老百姓多半不知韩愈在读什么，也不知他为何那样激动。那群吞食猪羊的鳄鱼更不会听懂他讲什么。《鳄鱼文》的寓意隐喻，在开篇已做说明：“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这篇向邪恶势力宣战的檄文，成为韩愈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之一，被清代人选编入《古文观止》，编者吴楚材、吴调侯评点说：“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认为鳄鱼是指反复无常、桀骜不驯的“反侧子”。据《潮汕史》（上册88页）称：“《鳄鱼文》声讨的对象……就是‘好则人，怒则兽’的蛮夷！那么，韩愈的驱鳄，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不受羁縻的本地土着的态度：驱之于化外，划界而治。”笔者认为，《潮汕史》作者明显误解了韩愈，误读了《鳄鱼文》！韩愈毕生以儒家正统自居，主张尊王攘夷，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提倡仁政，反对横征暴敛；所履行者乃圣人之道，而历代圣人皆崇奉以民为本。韩愈心怀苍生、爱重黎民，断不会把治下安分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即所谓“蛮夷”“本地土着”）当成“鳄鱼”来讨伐，更不会允许将辖内分割，让其“划界而治”！《鳄鱼文》乃有感而作，他采用拟人化手法，把鳄鱼作为邪恶势力（包括贪官污吏、“反侧子”“暴徒人”）的象征，晓以大义，限定迁徙日期、地点并限时改过。如若执迷不悟，不管是谁，“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而像鳄鱼一样的邪恶势力若“冥顽不灵”“死不悔改”，“必尽杀乃止”！为民除害的决心是坚定的，笔锋如迅雷疾电而震撼人心，层次曲折又波澜迭出，义正词严又委婉入情，是千古传颂的佳作。

　　韩愈离开潮州后，写了很多文章，但从没说鳄鱼是他祭走的。而说他祭走鳄鱼的，是北宋朝廷编的《唐书·韩愈传》：“祝之夕，暴风震雷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民无鳄鱼患。”因韩愈晓天象、知气候，有可能是他祭鳄的当晚刮台风，也可能有海啸或地震，故地表发生变化，溪水干涸，使鳄鱼向西南迁徙。但老百姓宁愿相信韩文公文能驱鳄，认为鳄鱼比某些人还聪明，听得懂圣人韩文公的话，避之唯恐不及，故称之为“圣鱼”，以至流传有“圣鱼出在水寨溪”之说。

　　潮州在清代便有“儿童能诵《鳄鱼文》”之记载。而且这篇文章具有国际影响：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皇帝朱瞻基下诏放弃自秦代就是国内郡县的越南北方，撤回官吏和汉族居民。当时红河口有鳄鱼吞食人畜，当地的京族百姓受害。阮氏王朝的祖先阮铨本是举人，当地又通行汉字。他就学韩愈，郑重其事地举行祭鳄仪式，抄了《鳄鱼文》投到河里。传说那些被韩愈祭到红河口去的鳄鱼又徙到泰国去了，迄今泰国曼谷大部分中泰人士皆持此说。可见这篇文章的国际影响力之大！当时红河口的老百姓很感激阮铨，认为他是韩愈的后人，便称他为“韩铨”，并将红河改称“韩江”且沿用至今。他因此奇功显赫而提高威望，后来独步扩展势力，在安南建立阮氏王朝，此是后话。（张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