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寸滩某小区，居民按照垃圾分类原则，将不同垃圾放在不同颜色和图标的垃圾桶内。首席记者 崔力 摄
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名单5月揭晓，重庆主城入选全国26个示范城市之一。按照要求，2020年，主城建成区居民小区和单位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应达到90%。
不过，记者近日从市市政委得知，自2009年9月九龙坡区率先在全市试点垃圾分类以来，截至目前，主城只有不到两万户、不足8万人参与垃圾分类。
我市垃圾分类为何会陷入推而不广的尴尬？
前端冷清后端繁荣，垃圾处置陷入“跛脚”尴尬
每天“吞”下200吨生活垃圾，可“吐”出10吨水泥粉料。4月，继甘肃平凉、安徽铜陵、贵州贵定之后，全国第四个海螺水泥窑垃圾处理项目在忠县正式投运。这个项目不仅可将垃圾气化成可燃烧气体，还能分解和固化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重庆的垃圾处置正陷入后端繁荣、前端冷清的‘跛脚’尴尬。”市市政委人士介绍，我市处于三峡库区核心区，得益于中央的大力支持，环保产业成绩不俗。在垃圾处置方面，我市的垃圾焚烧技术走在全国前列，餐厨垃圾日均收运量也是全国第一。
不仅如此，由于规划新建的垃圾中转站普遍存在选址难、落地难、建设难等问题，我市垃圾焚烧项目建设有加速发展的趋势。
市环卫集团人士介绍，目前主城每天产生生活垃圾约6600吨，其中约七成被送到北碚同兴、巴南丰盛两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发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垃圾围城”的尴尬。待2019年市第三垃圾焚烧发电厂在江津全面投运后，主城所有垃圾都可用来发电。
与后端处理产业的火爆场面形成对比的，是我市垃圾前端（源头）处理环节的冷清。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七成受访者认为分类垃圾桶是摆设，一半市民没有减少垃圾的意识。
不仅市民不“感冒”，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试点效果也不佳。比如九龙坡区推行垃圾分类超过5年，试点工作仍停留在单个小区。江北区在廊桥水岸小区试点近半年，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度80%，但付诸行动的不到20%。
在德国、日本等地，都是将有利用价值的垃圾先分类送到工厂进行再加工，剩下的才送去焚烧。“垃圾不是废品，在需要它们的地方，它们就是宝贝。”近年来，我市不少环保人士呼吁，重庆在发展垃圾焚烧产业的同时，也应推广垃圾分类，达到物尽其用、保护环境的目的。
缺法规缺意识缺资金，垃圾分类推广困难多
实际上，2014年前，不光是重庆，国内其他城市的垃圾分类做得也不好。比如，南京曾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广垃圾分类，却出现过“公众知晓率90%、参与率10%”的尴尬。
看似简单的垃圾分类，做起来为何困难重重？业内人士认为，缺法规、缺意识、缺资金是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开车要系安全带、酒后不能驾车，是因为交通法规作出约束。”一位业内人士认为，我国没有推行垃圾分类的法规，导致不少城市垃圾分类的硬软件建设全靠政府实施。垃圾分类的主体不明确，导致作为主管部门的政府“赤膊上阵”，虽然宣传力度大，效果却不好。“如果要国家层面出台垃圾分类的法规，起码还要等三至五年时间。”
“不分类处理，垃圾分类还有什么意义？”市民罗伟说，他们小区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是，看到收集垃圾的环卫工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混装倒进运输车，他立马失去了垃圾分类动力。
市环卫局人士表示，虽然重庆的垃圾只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其他垃圾四类，但要将成千上万种抛弃物准确归类，对谁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垃圾分类至少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这在国际上是逃不开的规律。”
看到垃圾分类试点难以取得突破，江北区今年编写了我市首本垃圾分类教科书，希望通过孩子们的努力，带动家人做好分类工作。
一位参与主城多个垃圾分类试点的企业负责人透露，垃圾分类是个需要持续推动的工作，政府部门投入很大。但不少城区搞垃圾分类都是区里自掏腰包，“鼓励市民参与的资金不足，哪有实力将试点范围推开。”
政府不唱“独角戏”，企业参与成为关键
在台湾，完善的顶层设计、逗硬的法律措施、给力的教育、社区组织的努力，使得台北市每个居民的日均垃圾产生量从1.34公斤减少到0.39公斤。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民间发起垃圾分类回收运动，学校和社区也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和资源回收的教育。台湾在推广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制定了有利润空间的游戏规则让企业参与，第三方企业化服务在垃圾分类推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看到政府唱“独角戏”难以取得突破，2014年起，南京、广州等城市开始探索第三方服务模式，希望通过企业市场化运作，推动市民参与垃圾分类。
以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为例，引入志达环保科技公司后，仅半年时间，就减少垃圾200余吨。而引入企业后，该街道每千户家庭一年的垃圾分类支出，仅是过去开支的1/4。
“在垃圾分类法规、市民环保教育和财政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推行第三方服务，或是我市推行垃圾分类工作的唯一出路。”重庆市市政委人士认为。
记者 刘浪 廖雪梅 陈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