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张氏叔侄继续开车走了，不久后，王某被发现死于一条路旁的溪沟中。初步调查显示，张氏叔侄成为了主要嫌疑人。两人被分别带到审讯室，但他们的口供前后不一致，这让西湖公安分局的办案人员束手无策。于是，聂海芬被邀请协助调查，尽早破案。
选择聂海芬的原因不难理解——她在当地警界声名显赫。生于1965年的她，从警以来就凭借精湛的办案能力迅速崭露头角，早已成为杭州市公安刑侦支队六大队的队长，并一度获得“刑侦专家”的称号。在她接手这个案件之前，张高平已经承认了协助侄子张辉强奸并抛尸的罪行。
然而，真相并非如张氏叔侄所供述那样简单。张高平和张辉的冤屈没有得到关注，审讯过程中有一些急于破案的人员，用极端手段迫使两人认罪，承认自己所未曾做的事情。无论张氏叔侄怎么否认，都被强迫“认罪”，为了避免遭受更多的酷刑，他们最终只得屈服。
这些事实并没有出现在聂海芬的调查中，她所掌握的资料仅仅是一个“已伏法的凶手”和一桩“无物证”的案件。尽管王某遭遇了强奸，但体内并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痕迹，指甲中的男性DNA也与张氏叔侄不符。在这种情况下，聂海芬的第一反应是怀疑是否有第三方嫌疑人，于是她指派侦查员前往安徽多次调查，但每次都一无所获。最后，她决定继续推断张氏叔侄的犯罪行为是否真实。
在调查过程中，聂海芬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在张氏叔侄供述中，他们提到在抛尸时听到了水流声，但当地居民表示，这条沟里平时没有水流。对此，聂海芬指示侦查员查阅水文数据，确认是否有降雨情况，并核实是否足以解释所谓的“水流声”。显然，她已经开始带着结论走向案件的解决，而这一推理本身并不成立。
此外，张辉承认的“强奸”行为在法医检查中并未发现相关证据。聂海芬也去请教法医，是否经过一夜冲洗后，侵犯的痕迹会消失，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她的逻辑似乎自圆其说，但这一切不过是为证明嫌疑人有罪而精心构造的假象。
最终，经过二审，张氏叔侄分别被判处死缓和15年的有期徒刑。然而，张高平在监狱里拒绝认罪改造，始终坚持自己无罪。即使有多人告诉他只要认罪便可获得减刑，他始终不为所动。因为在监狱里，他经历了极大的身心折磨。看守所的“老大”袁连芳常常殴打他，每当张高平高喊“我没杀人”时，便遭遇更严重的毒打。为了逃避折磨，最终两人不得不认罪。张高平心中满是恐惧，因为他刚买的那辆20万的大货车，原本是他为家人打拼的唯一依靠，而这一切都因“5.18奸杀案”而毁于一旦。
张高平的妻子与他离婚，怀孕四个月的孩子也被打掉，未婚妻也与他分手，所剩的只有空洞的灵魂，唯一的坚持便是申诉。直到检察官张飙的出现，给了他最后的希望。张飙听说张高平在监狱里坚决否认罪行，便开始为他写申诉材料。外面的张辉的父亲张高发也不懈努力，为儿子和弟弟争取清白。经过十年的艰难申诉，终于在2013年3月26日，案件再次公开审判，张氏叔侄被无罪释放。
这场冤屈经过长达十年的铁窗生涯终于得以澄清。浙江省高院的副院长亲自向张氏叔侄道歉，并宣布将赔偿他们共计221.14612万元。张高平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如果今后遇到搭顺风车的女孩，会怎么做？他的回答简短却深刻：“当然要帮，还会送她上出租车，并记下车牌号。”
尽管遭受了如此沉重的冤屈，张氏叔侄的善良本性并未改变。然而，将他们冤屈扣上的罪名的聂海芬，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呢？
聂海芬确实从未亲眼见过张氏叔侄，但她选择了错误的调查方向，这一切的误判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作为预审员，她本有责任识别并纠正错误，但她并未做到这一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至于是否故意冤枉人，有人认为她只是因过于急功近利，走到了错误的判断，而非有意制造冤案。
站在不同的立场，关于聂海芬是否应承担责任，存在不同的观点。部分人认为她只是作为外援介入，因此无需负全部责任；而也有人认为，她应承担最终责任，因为她是判定罪名的关键人物。根据一些消息，聂海芬曾被记过一次大过，并被调离了大队长岗位，但她依然继续在职，甚至在2015年参加了晋升前的培训。
聂海芬的座右铭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这句话看似充满正义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带来问题。毕竟，“坏人”的定义是否包括冤假错案？追求破案不能仅仅依赖推理和主观判断，必须凭借确凿证据。急功近利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而真正的正义应该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上，而非单纯的怀疑和推测。
所有的错误和冤屈，最终都需要一个公正的审视与修正，法治的真正意义在于不让任何一个无辜的人被错误定罪。在这个案件的背后，我们也应深刻反思如何避免更多类似冤假错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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