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道的名人故居之辟医家之正门 播仁术之彝宪

来源：天津和平文化馆　时间：2019-10-25　

    成都道100号的宅院，是三层联排里弄式楼房，红砖墙体，间以白色方格窗户，色彩鲜明，错落有致。院分前院、后院，前院铁门对开，门前绿树婆娑，生机盎然。这栋楼房就是“当代钙磷代谢知识之父”、我国临床内分泌学先驱、天津现代医学奠基人朱宪彝先生的故居。和五大道许多气派的西式小洋楼相比，朱宪彝先生的故居看起来简单、朴素，但却给人以厚重、大气之感，这一切正像宅院主人的一生那样，低调谦逊，宽厚忠实，胸怀博大，勤勉自励，成就卓着。

    1903年1月3日，朱宪彝出生于天津老城厢欧家胡同，父亲是清朝末科的秀才，“宪彝”二字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庭的长辈对他的殷切期望。纵观朱宪彝一生，他在临床和科研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所确立的行医规范，他在做人及育人上所确立的原则、所展现出的高度，完美体现了“宪”“彝”二字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使这个名字成为当代医德、医术的准则、法度。

    1922年，朱宪彝遵父命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经过八年的刻苦学习，朱宪彝顺利毕业，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因为成绩优异，斩获了每届只发给一个毕业生的Wenham奖学金，并留在协和，成为一名年轻的内科住院医师。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遍地饥荒，民不聊生，国民体质非常衰弱，各种代谢性疾病非常普遍，如浮肿、佝偻病、软骨病等。在张爱玲的《金锁记》里，我们看到了软骨病带给这家两代人肉体上、精神上的双重灾难。这还是在钟鸣鼎食的公侯世家，像那些啼饥号寒的底层民众，一旦发生此类疾病，其悲惨更不待言。至于妇女，代谢性骨病造成骨盆畸形，导致难产，极易造成一尸两命的悲剧。怀着深挚的仁爱之心，在刘士豪教授带领下，朱宪彝开始了他的第一个研究领域──营养不良性浮肿。在此基础上，他又开始对佝偻病、软骨病及其他代谢性骨病进行了深入细致而又有独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了30多篇有关软骨病和佝偻病钙磷代谢的研究文章。朱宪彝和刘士豪联名发表在美国巴尔的摩《医学》杂志（Medicine）上的论文《钙磷代谢研究对肾性骨营养不良发病机制的意义、AT10和铁剂的治疗作用》被医学界公认为“代谢性骨病研究的奠基石”，他们所提出的“肾性骨营养不良”（Renal Osteodystrophy）概念一直被国际学术界沿用至今。作为医学家，朱宪彝奠定了现代钙磷代谢理论的基础，被加拿大骨代谢专家雅沃尔斯基尊称为“当代钙磷知识之父”。

正当朱宪彝在协和埋头科研，不断取得医学突破的时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迫关闭，他也被迫中断了钙磷代谢领域的研究，割断了与协和医院的血脉关系。在经历唐山开滦医院的三年漂泊之后，于1945年返回天津。自此，他再没有离开天津。此后的日子里，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才华、年华全部奉献给了天津。他创办天津医学院、内分泌研究所，组织全国性的流行病调查及治疗，其中，“推广食用碘盐，消除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和地方性克汀病”成为他又一项重要医学成就。

    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和地方性克汀病是一种发病率高、蔓延地域广的疾病。大粗脖子不仅带给人生理的病痛、心理的自卑、生活的不便，还影响下一代的智力。正如俗谚所云：“一辈子（脖子）粗，二辈子傻，三辈四辈断根芽。”在朱宪彝亲自走访的地区还有一个这样的村子：18岁以下克汀病患者占青少年总数40%左右，多年派不出兵源，选不出会计。职业的使命感使朱宪彝致力于此类疾病的调查、研究和治疗，并在1956年借参加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之机，建议把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和克汀病的防治研究列为临床内分泌研究首位，被政府采纳。他同时受政府委托亲自领导这项工作，制定研究规划，探索研究方法，率先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建立起临床内分泌研究室。通过对发病区域的亲自考察、对发病人群的深入调查，朱宪彝掌握了疾病流行地区人群中碘代谢与甲状腺素水平等珍贵资料。病区儿童听力低于非病区儿童，构成聋哑隐患，而胎儿的甲状腺功能明显低于孕母，这些发现让朱宪彝找到了永久性碘缺乏病的病理基础。他的研究证实，在食盐中加入五万分之一的碘，即可基本控制此病。他认为：“把流行区必须坚持食盐加碘定为一条法律执行，是完全可以做到限制、控制和消灭此病的。”他积极参与食盐加碘条例的起草，主持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和克汀病诊疗标准的制定。他研究出的使用尿碘作为碘缺乏的指标已被广泛应用。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边缘型克汀病”的观点，引起国外同行专家的重视。此外，朱宪彝还发现，我国不仅有低碘性甲状腺肿大，还有高碘性甲状腺肿大；不仅内陆有，沿海也有；不仅北方有，南方各地也有。朱宪彝的辛勤努力为国家防治地方病制定十年规划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同时也为各地培养了一批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和克汀病的医务工作者。

    1982年，已是79岁高龄的朱宪彝又受卫生部委托，开始氟中毒、氟骨症、氟斑牙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科学数据和临床经验。可惜天不假年，1984年12月25日，正在伏案工作的朱宪彝猝然离世。

    朱宪彝经历过贫寒的求学时代，但他一生看淡金钱，在遗嘱中他要求后人把2万元个人存款交给天津医学院作为奖学金，全部藏书和期刊交图书馆公用，一套私人住房交给学校，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他什么遗产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女，但他为天津带出了一支优秀的医疗队伍，为天津医疗事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把无价的精神财富留给了天津，留给了中国。

    成都道100号，是一座普通的宅院，但却因为朱宪彝在此居住而被赋予了某种精神的价值。（天津和平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