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钢炼钢车间的工友（摄于1971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贵钢也走过了60周年的历程。我在贵钢工作40多年，时常回想起我在贵钢当工人的岁月，想起那种“不服输、诚实干”的精神…… 　　

　　1970年我十八岁，与贵阳三中的20多名老三届的同学一起来到贵钢炼钢车间。贵钢是有近万人的大厂，我在的炼钢车间有800多职工，其中四分之一是从大连钢厂调来支援贵钢的。 　　

　　1964年三线建设时期，冶金部规划贵钢由普通钢厂转为10万吨的特殊钢企业。1970年以后贵钢炼钢车间的五台电炉每天三班倒24小时满负荷生产，平均4小时一炉钢，每炉10吨钢水。那段时期抗美援越的任务重，炼钢车间经常是今天十八炉钢、明天就是二十炉，生产军工钢的同时还生产用作凿岩钎具的中空钢。 　　

　　我家住在距离贵钢几公里的大南门外，每当我的自行车车把上的网袋装有一块卤肉、或者几块包谷粑时，大院的婆婆妈妈们会议论纷纷“贵钢福利真好！” 　　

　　我们家七口人，每个月还有两三斤肉票。我妈是江西人，经常有老乡过来，少不了用肉来招待客人。估计大院里的那些婆婆妈妈也是省嘴待客，平时吃肉少，都馋肉。 　　

　　我们家的杂粮票，可以在贵钢食堂买粗粮细作的包谷粑。贵钢的东北人多，会做面食，杂粮面食做得好吃，大院经常有人托我帮忙买包谷粑。那时贵钢的包谷粑，就像现在满街卖的贵钢馒头那样有名。 　　

　　还有，那些操着北方口音、膀大腰圆的师傅来到我家时，院子里说我父母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个人就会灰溜溜地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还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那个年代我们车间不仅在贵钢“弹”，在贵阳市也是了不得的。车间的刘书记、车间五号炉的闫炉长是春雷广场（现在筑城广场）十万人大会发言的工人代表。 　　

　　我亲眼见过闫炉长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风采！那些年，我们车间的拔河队不仅年年在贵钢拿第一，在新体育场举办的比赛中也曾过关斩将，将贵阳铁路代表队比将下去，获得过贵阳拔河比赛的总冠军。 　　

　　在炼钢车间不需要技术，需要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记得我当学徒时，先学用大锤，24磅的那种，用的扳手和管钳都是以24寸为主，这与一般钳工是两码事。人家是1磅手锤，12寸管钳，12寸扳手。我们每天大扳手大管钳上电炉调电极夹头，又热又累，流的汗水可以用茶缸装，一点不夸张。 　　

　　危险事情也是家常便饭。有一年大雪，烘烤钢包的风管阀门坏了，被冰雪封埋在10多米高的厂房屋面上。当时情况紧急，刘德佳师傅（后曾担任贵钢副厂长、贵州黄金管理局局长）要我顺着风管爬到屋面。我毫不犹豫地背着工具顺着管道爬到屋面，找到冻坏的阀门处理后，才发现当时双脚都是光的，还好那时人年轻，腿没被冻坏。本世纪初，贵钢举办厂庆时，受邀出席的老领导刘德佳还记得这件事情。 　　

　　其实，因为工资少，我原本是不想当钳工的，想干电炉，可是我的个头小，在电炉操作台上，要将以吨计数的铁合金、石灰、铁矿用铁锹加入炉膛滚热的钢水中，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想干浇铸、干中空钢的小钢锭，需要在钢锭模上放置中空钢管，一个班两炉钢，一共有百余支钢锭模，要站在热模上工作，我也不能胜任。 　　

　　我见到那些老浇钢工人，从钢锭模上摔下来，有时头破血流，更可怕的是，将我从三中招进贵钢的张师傅，竟然被摔成植物人，时任副省长陈璞如那时在炼钢车间劳动，忙前忙后找医生找好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才几天功夫，张师傅就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吃不下中空钢小钢锭这碗饭，我就去琢磨大钢锭。在700钢锭的底盘上我只干了半个小时，屁股辣呼呼痛了几天，还解不出大便，于是只有安安心心地干钳工工作。 　　

　　炼钢车间干钳工每天要在炼钢炉爬高下低。电炉炼钢靠炉顶的三颗大电极对炉内的废钢加热，不仅要产生上千度的高温，还会将废钢灰尘垃圾一起带出炉外，炉顶的环境特别恶劣，我们钳工每天都要上炉顶检查修理设备，工作服是灰夹汗、汗夹灰还要夹油。 　　

　　我们有多脏，说起不相信，洗工作服要用碱水泡，要用专用工具刮，还洗不出本色。 　　

　　我在遵义八五厂的大哥要将我调离贵钢，我没干。我母亲要找关系调我到银行工作，我还是没有干。 　　

　　今天重新认识几十年前的事情，才体会什么是情节，什么是缘分，是我与贵钢有缘，是我对贵钢师傅们的不舍，是贵钢曾经让我扬眉吐气…… 　　

　　我在炼钢车间当了九年工人，1979年从车间4米多高的5号炉架上倒栽冲摔倒地面，右腿韧带撕裂，于是“工代干”，当了车间里的办事员。随后，贵钢送我到学校带薪学习，两年后又回到贵钢，结束了“工代干”，在办公室干行政，从事管理工作，一直干到2012年退休。 　　

　　回想起那段岁月，想到新中国70年铸就的宏伟大厦上，也曾有我辛勤的汗水，我就感到非常自豪！